“莫高精神”是一代代莫高窟人信念的体现

2019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指出，“一代一代敦煌人秉承‘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在极其艰苦的物质生活条件下，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不少重要研究成果”。

       “莫高精神”这16个字是敦煌研究院建院70周年时，由敦煌研究院的老院长樊锦诗总结出来的。在敦煌研究院70周年院庆即将举行前，樊锦诗院长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敦煌研究院已经走过了70年的光辉历程，70年中在保护、研究、弘扬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多的成绩，这些成绩的取得与哪些精神方面的因素有关系呢？后来一代代年轻人将会继续按照老一代开创的保护、研究、弘扬的道路持续走下去，那么老一代人是秉承着什么样的精神支撑才能取得今天辉煌的成绩呢？她思来想去，最终总结出了这16个字。

据樊锦诗院长回忆，敦煌研究院成立于1944年。建院的时候，莫高窟可以说是一片苍凉，很多底层洞窟都被风沙掩埋，很多壁画、彩塑都面临即将脱落、倾倒的危险，生活条件非常艰苦。

以常书鸿先生为代表的第一批莫高窟人来到莫高窟时，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景象。当他们进入洞窟，看到里面从南北朝时期到元代十个朝代留存下来的精美的壁画时，认为需要很好的技术、很好的一批人才，来对这批壁画进行保护，因为它们是我们国家的文化瑰宝。

正是这样的想法，让那代人坚持留了下来。在没有经费、生活条件特别艰苦的情况下，他们开始了对莫高窟进行保护研究的工作。在当时没有任何机械条件的情况下，他们清理洞窟积沙、想尽办法对壁画采取各种各样的保护措施，挽救了大量濒临脱落的壁画。与此同时，他们从全国各地招募不同领域的专家来到莫高窟，开始了对莫高窟考古、美术等方面的研究。一段时间过后，这些方面都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果，使得莫高窟一片苍凉残破的景象慢慢得到了改善。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莫高窟的“容颜”一步步慢慢地恢复了昔日的光彩。

樊锦诗院长是1963年来到莫高窟的，比常书鸿先生晚了一些年。常书鸿、段文杰以及后来的几代莫高窟人，始终都有一个信念。这个信念就是：要在这特别艰苦的荒漠戈壁的环境中，坚持下来、坚守下来。所以，樊锦诗院长后来总结的“莫高精神”的第一句话就是“坚守大漠”。

这批莫高窟人几十年中就一个想法：要把这批珍贵的遗产保护好。无论遇到多么大的困难、无论生活上遇到了什么样的难以过去的困苦，他们都能坚守下来。这是一种特别虔诚或者甘心的奉献精神，所以樊锦诗总结的“莫高精神”的第二句话就是“甘于奉献”。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国家的文物保护工作得到联合国以及各个方面的高度重视，在党和国家（特别是国家文物局）有关方面的支持下，莫高窟开始了国际合作。1987年，莫高窟被列为我国第一批世界文化遗产。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前后的过程中，特别是申报的过程中，樊锦诗院长这一代莫高窟人，学习了关于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联合国发布的相关宪章理念。后来，我们开始和国际文物保护机构广泛开展合作，学习他们关于文化保护的理念、技术还有研究的科学方法，探索适合于莫高窟长久保护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措施。这就是一种担当精神，即“莫高精神”的第三句话“勇于担当”。

“莫高精神”的最后一句话，是“开拓进取”。莫高窟是我国的珍贵文化遗产，也是第一批世界文化遗产。如何把莫高窟保护好，把它的价值逐步挖掘、阐释出来，向全社会进行广泛传播和推广，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增强作为中华儿女的文化自信？这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这些年来，我们在莫高窟的保护、管理上采取了一系列的科技手段，自主组建了科研团队，积极向国家相关部门申请科研计划，积极争取各方面的支持，使得莫高窟的保护做得越来越好。同时，我们也拓展了像数字化保护等新的科技手段，在旅游管理、游客开放方面也创新性地提出了很多新方法，并在实践中加以应用，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这便是一种开拓的精神。

1987年，莫高窟成为我国首批世界文化遗产，从那个时候起便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高度关注和关心。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牵线搭桥下，从上世纪80年代末起，敦煌研究院开始和国外的一些文化保护机构开展了有关莫高窟保护、管理以及相关技术方面的合作。

       敦煌研究院在事业、工作上取得的进步，离不开各个方面的支持：

这些年中，我们最早在美国盖蒂基金会支持下与盖蒂保护研究所开展了长达30多年的合作，包括风沙的治理，莫高窟壁画的保护技术，以及莫高窟的保护管理、保护规划、游客承载量等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都是在美国盖蒂基金会的支持下得以完成的。开展这些研究的过程中，敦煌研究院在国家文物局支持下，每年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双方密切开展合作，使得莫高窟的保护管理一步步发展得更好。这些成果也都很好地应用在了莫高窟的壁画保护、遗址管理等方面。

在数字化方面的发展中，敦煌研究院最开始是得到了美国梅隆基金会的技术和资金支持。上世纪90年代初，在美国梅隆基金会支持下，敦煌研究院与美国西北大学开展了数字化方面的合作。我们当时也和国内的一些高校（比如浙江大学）以及甘肃省科技厅展开合作，在国家部委的支持下，探索数字化技术。这么多年过去，我们也形成了一整套数字化采集、数字化数据处理、存储等一系列的关键技术。

人才培养方面，敦煌研究院的很多学者都在日本东京艺术大学和其他的学习机构做过访学。这些经费主要来自平山郁夫先生支持的日本文物保护振兴财团，他们每年会提供两到四个名额，资助敦煌研究院学者去日本东京艺术大学和其他学术机构，进行访问交流。这样的访学经历，大大提高了敦煌研究院的学者们在研究方面的水平，拓宽了他们的学习视野，助力了敦煌文物保护研究事业的发展。

特别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持续关心支持敦煌文物保护各项事业的发展。在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的支持下，我们共同发起了数字供养人项目。这个项目的资金使得我们完成了莫高窟第55窟数字化采集工作。后来，我们还和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罗哲文基金等展开合作，开始了对莫高窟一些基础设施方面的建设。

最近几年，我们和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的合作更加紧密。我们也希望今后莫高窟的各项工作能够继续得到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的支持。我们以往所取得的一些比如数字化项目的成果，譬如通过数字化的手段所采集到的高清的敦煌壁画的图像，在敦煌学的研究、考古以及对外的合作展览当中，都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之后，我们希望在文物保护和文物数字化方面，持续得到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的支持。